把今年秋天的第一场感冒说给树洞听：发烧那晚，我给自己倒的水凉了三次

喉咙像吞了砂纸，我才意识到秋天真的来了

9月21号，周一。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穿着短袖，晚上下班被一场雨浇了个透。地铁口的风从领口灌进去，回到家打了三个喷嚏，我心想没事，喝点热水就好。

第二天起来，喉咙像吞了砂纸。体温计夹在腋下，37度8。我翻了翻药箱，只有一盒过期的感冒灵。我把它扔进垃圾桶，给自己泡了杯蜂蜜水，然后照常打开电脑开会。摄像头关着，麦克风关着，我在对话框里打了一句“今天声音有点哑，我打字”，没人回复，会议继续。

那天下午，体温爬到38度5。我请了半天假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出租屋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衣柜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手机里躺着三条未读消息，一条是工作群，一条是外卖红包，一条是我妈发的：“降温了，记得加衣服。”我没回。

凌晨两点，我烧到39度，起来给自己倒水

真正难受是夜里。半夜我被渴醒，喉咙干得像要裂开。摸黑去够床头柜上的杯子，是空的。我撑着床沿坐起来，头重脚轻，地板是凉的，脚踩上去打了个激灵。

厨房的水壶在灶台上。我拧开盖子，里面是前天烧的水，早就凉透了。我按下烧水键，等水开的几分钟里，我靠在冰箱上，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。

水开了，我倒进杯子里，太烫。我把杯子放在窗台上，想等它凉。然后我回到床上，想着就眯五分钟。再睁开眼，天已经蒙蒙亮，杯子还在窗台上，水凉了。这是第一次。

我重新烧水，又倒了一杯。这次我坐在桌边等，用嘴吹着杯口。水汽扑在脸上，温热的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烧，我妈也是这样端着杯子，一勺一勺喂我。她会在水里加一点点糖，说这样好得快。我那时候嫌甜，现在却突然很想念那个味道。

水终于凉到能入口，我喝了两口，胃里一阵翻涌，差点吐出来。我趴回床上，身体发冷，裹紧被子还是抖。体温计又响了一声，39度1。我想给自己找片退烧药，翻了半天，只找到一板布洛芬，过期了一年半。

那一刻我盯着药盒上的日期，突然有点想哭，但没哭出来。就是觉得很荒诞——一个成年人在深夜发烧，连一片没过期的药都找不到。我把药盒扔回抽屉，又去倒水。这次水壶刚烧开，我没等，直接兑了点凉水，喝了一大口，然后继续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醒来的时候杯子里的水又凉了。这是第三次。

我没给任何人打电话，包括我妈

那一整夜，我其实有好几次拿起手机。通讯录翻到“妈妈”，拇指悬在上面，又缩回来。我知道如果我打过去，她会在那头急得睡不着，第二天一早就会买票来我的城市。她会怪我不好好吃饭，怪我穿太少，怪我不听她的话。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——出租屋乱糟糟的，桌上堆着外卖盒，垃圾桶满到溢出来，而我裹着被子缩在床上，像个被扔掉的纸团。

我也想给朋友发消息。但凌晨两点，谁醒着？就算醒着，又能怎样？让他们隔着屏幕说“多喝热水”吗？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，也不想收到那种礼貌性的关心——你发一句“我发烧了”，对方回一个“天啊，吃药了吗”，然后对话就结束了。那种关心，比一个人待着更让人难受。

所以我谁也没说。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上，闭上眼睛，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。那一刻我特别清楚地意识到：在这个城市里，我认识很多人，但在深夜两点，能让我毫无负担地拨出电话的人，一个都没有。

天亮之后，感冒药和粥一起到了

早上七点，我给自己下了单：一盒感冒灵、一盒布洛芬、一盒喉糖，还有一份皮蛋瘦肉粥。骑手敲门的时候我裹着毯子去开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句“您多保重”，然后匆匆走了。

我把粥放在桌上，先冲了包感冒灵。热气腾上来，模糊了眼镜片。我一口一口喝粥，粥是温的，不烫，也不用等它凉。吃到一半，我妈发来语音，我没接，回了个“在忙”。她秒回：“记得喝热水。”我盯着那四个字，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，砸在粥碗里。我赶紧擦了，怕别人看见似的——虽然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
退烧药起效，下午体温降到37度5。我坐在窗边，窗帘拉开一条缝，外面的银杏叶开始黄了。原来秋天真的来了。我今年秋天的第一场感冒，就这么一个人扛过来了。没有惊天动地，没有谁守护，就是三次凉掉的水，一盒过期的药，和一碗迟到但温热的粥。

写在最后
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。在陌生的城市里，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习惯了把“我没事”挂在嘴边，习惯了生病的时候自己倒水、自己买药、自己量体温。如果这些话你也有，如果那个深夜你也在发烧，如果你也把一杯水放凉了三次——这里有个树洞，永远在听。你可以说出来，不用怕打扰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