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今年国庆返程高铁上邻座的呼噜声说给树洞听：我戴着降噪耳机，却听了一路

那个呼噜声，比我的降噪耳机还响

2026年10月6日，G1472次列车，南京南到北京南，14:23发车。我的座位是7车12F，靠窗。上车前我特意在站台便利店买了副新的降噪耳机，想着四个半小时的车程能补个觉。国庆七天在老家帮母亲收玉米，腰都快断了。

结果我刚把耳机塞好，邻座来了位大叔。五十多岁，灰蓝色夹克，手里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，往行李架上一推，坐下来就开始喘。他冲我笑了一下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，说了句“小伙子，麻烦让让”，然后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。

车开出镇江站没多久，呼噜声就起来了。

那不是普通的呼噜。像旧摩托打不着火，吭哧吭哧，然后突然一声爆破音，整个7车厢都能听见。前排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回头看了一眼，又转回去。我调高了降噪等级，调到最大，没用。那个频率太低了，穿透力极强，从座椅靠背传过来，从我的左肩传过来，从骨头缝里钻进来。

我本该烦躁的。但我没有。

梆子声、戏匣子，和我爸的鼾声

因为我爸打呼噜，也是这个动静。

小时候我家住豫东农村，三间瓦房，我跟我爸睡东屋。他白天在窑厂搬砖，累一天，晚上一沾枕头就着。我妈说他打呼噜像“梆子戏开锣”，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梆子戏，就觉得像夏天池塘里的牛蛙，一鼓一鼓的。有时候我半夜被吵醒，就伸脚踹他一下，他翻个身，安静两分钟，然后接着来。

后来我上初中住校，再后来去县城读高中，去南京读大学，回家越来越少。偶尔过年回去，晚上睡在他旁边，还是那个呼噜声，一点没变。我反而睡得踏实了——好像只要那个声音在，家就没变，我爸就还是那个能扛两百斤麦子的我爸。

2019年秋天，我爸查出来肺癌。从确诊到走，四十三天。最后那几天他在县医院躺着，我守夜。病房里很安静，只有心电监护仪嘀嘀嘀地响。我趴在床边打盹，忽然听见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，我猛地抬头——不是呼噜，是痰鸣音。他再也没能像从前那样，打出一声完整的、震天响的呼噜。

他走的那天是11月3号，凌晨四点二十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感觉温度一点一点退下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听过那种声音。

我偷偷录了一段，又删了

高铁上，大叔的呼噜打得正酣。我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，打开录音。录了大概三十秒，他忽然停了一下，咂了咂嘴，换了个姿势，呼噜声变了个调，从“吭哧吭哧”变成“呼——哈——呼——哈”，像拉风箱。

我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波形，忽然觉得嗓子发紧。

我翻到通讯录，找到我爸的号码。那串数字我一直没删，139开头，后面八位是我的生日。他走之后，这个号码先是停机，后来被别人办了去。我打过一次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，我说“对不起打错了”，就挂了。再也没打过。

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刚录的那段呼噜声也删了。窗外是安徽境内的田野，稻子已经割了，剩下齐刷刷的茬子，远处有烧秸秆的烟。

大叔忽然醒了，揉揉眼，看我一眼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小伙子，我是不是打呼噜了？吵着你了吧？”

我说没事，我也没睡着。

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煮鸡蛋，非要塞给我一个。“自家鸡下的，路上吃。”我接过来，还是温的。他说他去北京看儿子，儿子在那边送外卖，国庆没抢到回家的票。“我去看看他，给他带点家里的东西。这不过完节了嘛，他忙。”

我说，那您路上注意安全。

他点点头，又闭上了眼。没过五分钟，呼噜声再次响起。

到站前，我想了一件事

19:02，列车准点到达北京南站。大叔醒了，站起来够行李架上的蛇皮袋，我帮他扶了一把。他说谢谢啊小伙子，然后拖着两个袋子往车门走。我看着他灰蓝色的背影混进人流，忽然有点想喊住他，但喊什么呢？

我什么也没喊。

出站的时候，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她接得很快，说正在院子里剥玉米，问我到了没有，吃饭没有。我说到了，吃了，您早点睡。她说好，你也早点睡，明天还上班呢。
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地铁口，风挺凉的。我想，明年国庆，我得回去。坐高铁回去，四个半小时，不远。

那个呼噜声我记了一路。它不好听，吵得人头疼。但我现在有点后悔——后悔没多录一会儿。哪怕就一分钟，哪怕就存着，不听。

写在最后

有些声音，你曾经嫌它吵，后来却满世界找不到。如果你也有一个再也听不到的声音，或者一句堵在嗓子眼的话，这里永远有人愿意听你说。别让它烂在心里。